本案的成功调解确认了港籍调解员异地调解商事纠纷效力，对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可能频发的纠纷诉调案件具有借鉴及示范意义。

2015年，香港某钢结构设备公司（以下钢设备公司）与香港某钎厂公司（以下简称钎厂公司）签订钢结构加工合同。双方因合同履行产生纠纷，钢设备公司向前海法院起诉要求钎厂公司支付合同款项及利息。双方当事人均为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均表达了希望在香港开展调解工作的意愿。为此，前海法院通过前海“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诉调对接中心，委托广东星辰（前海）律师调解中心主任陈方律师和香港律师开展调解工作。陈方律师调解员先后两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律师在香港律师事务所，适用香港法律进行调解，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前海法院依法对调解协议的自愿性、合法性以及调解过程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后，制作民事调解书进行确认。

该案是涉港案件，原告方钢设备公司与被告钎厂公司均为香港公司。经过与涉案原被告双方代理律师及当事人多番沟通，陈方律师组织涉案双方先后于2018年1月31日及2018年3月8日在香港现场进行了两次调解会议。

在第一次调解会议上，由于原被告方均为委托代理律师，“法言法语”都比较熟悉，且该案之前也已经进行过一次庭审，代理律师其实对各自所掌握的证据及相应的薄弱点都已了然于胸。在该种情形下，较之以往调解方式，陈方律师的调解策略有所不同。首先是调解语言，鉴于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在场，调解员尽量使用了法律用语，简洁明了地与代理律师沟通。简练的法律用语不仅加快调解进程、提高调解效率，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代理律师由衷地产生专业上的信赖感，增强调解员所发表观点的说服力，增强调解员的公信力。其次是调解方式。根据以往经验，陈方律师习惯于借鉴国际上有关仲裁的“背靠背”仲裁流程作为其调解的必经流程，但流程规定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因地制宜地灵活变通。鉴于双方都是代理律师，且案件已经开过庭，陈方律师没有采取“一方谈话、另一方回避”方式，而是让双方坐下来陈述各自观点，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以求不断缩小诉求差距，形成共识。最后是“就事论事”。“晓之以情”的“和事佬”方案并非适用于任何场合，因为通常律师们均是理性的而无法反映当事人的情感状态。整场调解会议主要集中讨论案件的细节问题，较少出现调解员在除还原案件事实、缩小争议差距方面以外的如心理、情感技巧的运用。

在第二次调解会议上，由于双方当事人均在现场，对调解员而言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优点在于由于是双方当事人亲自参加调解，他们对案件如何处理有绝对自主权；劣势在于当事人往往不是法律人，一些法律概念问题需要调解员反复解释，语言一旦组织不好，容易引发当事人的疑惑心理和抗拒情绪，这对调解员无疑是一个艰巨挑战。在该种情形下，陈方律师的调解策略较第一次调解有所不同。首先是调解语言。调解员除了调解导言（注：调解导言属于本所调解流程的要求部分）部分，其他时候均使用简明易懂的普通用语。即便是在调解导言部分，也不断地用直白语言向双方当事人尽可能表达法律条文的通俗含义。其次是调解方式。除了第一轮调解过程中允许原被告双方面对面交流谈话，在第二轮之后的调解活动均采取“背靠背”式的一方谈话、另一方回避等候的策略。而且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处于主导地位，代理律师基本没有参与发言，这也利于当事人最大化自主表达诉求和观点。最后也是这个案件中最重要的一点，“动之以理”。陈方律师通过与双方当事人短短几个小时的谈话交流，精准地把握了当事人各自性格特征以及彼此继续合作的相互依赖性和愿景。在与双方当事人多次单方谈话中，积极运用心理学等多方技巧，使得原告方逐渐放下对被告的怨气，重提原告与被告继续合作的利益之处，重新燃起与被告继续合作的意愿并强调诉讼的弊端和强制执行的无奈之处；在被告方面，积极做通其思想工作，尽力让被告增加款项金额，提供确实可行的还款操作方案。

本案不仅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经征求诉讼当事人意见，允许当事人借助内地和香港社会力量选择更有利于解决纠纷的方式，平息跨境商事纠纷。同时，鉴于本案涉案双方均为香港企业，本案的成功调解确认了港籍调解员异地调解商事纠纷效力，对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可能频发的纠纷诉调案件具有借鉴及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