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援人（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于2003年10月和2004年4月自带两液化石油气瓶入户某燃气管道公司韶关分公司（下称“普工公司”）。吴某入户普工公司后，普工公司向吴某出具了统管瓶专用收据，收据上同时印刷有《液化石油气瓶定点充装统一管理入户条款》（下称“《入户条款》”）。该条款第二条约定：“用户自带气瓶入户者，本公司一次性收取入户管理费15Kg瓶，32元/只。本公司提供相同数量及规格的经检测合格的公用瓶供用户周转使用”，第三条约定：“用户办理入户手续后，气瓶的安全性能（包括抽残液、检测、维护以及气瓶报废更新等）由本公司负责，相关费用亦由本公司承担。”2009年，普工公司与另外三家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了一家燃气公司（下称“燃气公司”）。2010年10月18日，燃气公司以吴某气瓶报废为由，向吴某收取了两只新气瓶的押金共200元。吴某不服该收费行为，于2011年3月15日向韶关市浈江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燃气公司返还押金200元及利息，并向其他原用户退回押金。一审法院认为，报废的编号分别为3424、3403的15kg气瓶是属于吴某的气瓶，吴某与普工公司间属于托管关系。现气瓶报废，托管关系等于至此终止。吴某使用燃气公司提供的气瓶，形成了新的气瓶租用关系，燃气公司收取气瓶押金符合普遍交易习惯。因此一审判决驳回吴某诉讼请求。吴某不服一审判决，向韶关市法律援助处申请法律援助，并向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韶关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了广东宜方律师事务所叶纬律师、方帼慧实习律师承办本案二审诉讼。

承办律师接办本案时，本案已经过一审诉讼。一审法院以认定吴某交给普工公司的气瓶是属“收购”还是“托管”为基础，继而做出上述判决。按照一审判决的思路，气瓶是否属于“托管”，成了本案的关键之所在。因此，承办律师在承办本案之初，也曾一度沿着一审判决的思路，认为本案二审胜诉的难度很大。但经仔细的研究材料，发现一审判决始终没有引用《入户条款》第三条，而此条款的约定对于维护吴某（用户）的权益至关重要。本案实际不应着眼于吴某的气瓶是“收购”还是“托管”，而应根据双方之间的《入户条款》（此也就是双方之间的合同），无论吴某是将气瓶以“收购”还是“托管”的方式入户，只要其办理了入户手续，就成了普工公司的用户，双方就都要受《入户条款》的约束。而一审判决没有引用双方《入户条款》第三条的约定，仅从气瓶的属性出发做出判决，显然存在错误。

再者，一审判决认为：“从原告自身提供保留的入户条款来看，是属于托管形式的”，也是主观臆断，没有根据。因为根据当时的政府文件要求，托管只存在于饮食行业中，对于普通用户并不存在托管的做法。《入户条款》中也无“托管”的表述。而气瓶若不是收购而是托管的话，供气公司就应登记每个气瓶的生产厂家、出厂时期、出厂编号，以便今后辨别谁的气瓶需要检测或报废，燃气单价对于自带瓶或租用瓶也应该是差异价格。但实际上，在吴某将气瓶交给普工公司时，普工公司并没有对气瓶进行登记造册，而是将所有收回的气瓶打乱使用，燃气单价对于各用户也是同一价格，这些恰恰印证了吴某提出的气瓶并非托管的观点。其次，一审判决单凭报废的气瓶是从吴某家中收回，就将气瓶认定为吴某的气瓶也同样没有事实依据。

综上分析，承办律师在上诉中提出一个基本观点：本案案由是供用气合同纠纷，那就应简单化，审理的应是合同，按合同办事，看谁违反了合同。且当合同与市政府文件有冲突时，根据法律适用原则，适用合同而不是市政府文件。进而指出一审判决存在的几个问题：一、原判决没有引用双方《入户条款》第三条的约定作出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二、燃气公司没有证据证实报废的编号分别为3424、3403的15kg气瓶是属于吴某的气瓶，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判决将两气瓶理解为“托管”错误。

在庭审中，承办律师围绕上述几点展开论述。燃气公司坚持气瓶属于“托管”，燃气公司收取的是新气瓶的押金，又于庭后向法庭提交了两份市政府文件，以证明其收取气瓶押金合法。对此承办律师在坚持上述意见的同时，指出燃气公司新提交的政府文件，因是发生在吴某入户普工公司之后，不能适用于本案。

二审法院最终采纳了上诉人（吴某）及承办律师的观点，认为《入户条款》是双方之间的合同且是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条款，条款清楚明白的表明气瓶报废更新费用由被上诉人燃气公司承担。上诉人（吴某）作为被上诉人客户，完全同意了格式条款内容，被上诉人应严格按其所提供的格式条款履行合同。由此二审判决支持了吴某的诉讼请求，由燃气公司返还上诉人吴某交付的押金200元及利息。

而对于吴某请求法院判决燃气公司将每瓶100元押金及利息退回给其他原用户的诉讼请求，因本案是个案，即使本案带有公益诉讼性质，吴某亦无权代理其他用户提起诉讼，法院判决驳回了该部分的诉讼请求。